1637年1月30日，朝鲜汉城南郊三田渡，朝鲜国王李倧脱下王服，换上青衣，从南汉山城方向出发，走到皇太极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。此时的李倧41岁，皇太极44岁。一个是守城近五十日、粮尽援绝的国王，一个是已经控制辽东、击败蒙古诸部的后金统帅。 这不是普通的议和。 清军南下后，李倧退入南汉山城。城中军民尚有抵抗之心，可清军封锁山道，截断粮道，朝鲜各地援军又接连败退。山城里缺粮缺柴，寒冬之中，士卒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守备。皇太极派使者逼降，李倧身边的大臣却争论不休，有人主张死守，有人认为保存宗庙社稷更重要。 李倧曾说：“若要我背明，宁以国毙，断不敢从。”这句话并非虚饰。朝鲜自建国以来，长期奉明朝为宗主，政治礼制、册封关系和文化认同都与明朝紧密相连。可是，誓言终究敌不过现实。1637年正月，李倧走出城门，朝鲜国运也随之转向。 这场战争在朝鲜史书中称为“丙子胡乱”，清朝则称之为征伐朝鲜。名称不同，立场也不同。对皇太极而言，战争目的并不只是惩罚朝鲜，而是要把这个位于辽东东侧的邻国彻底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，解除东线后顾之忧。 九年前的“丁卯胡乱”，发生在1627年。后金军队攻入朝鲜，很快迫使李倧议和，双方约定以兄弟相称。后金当时仍要面对明军、蒙古部落以及辽东沿海据点的牵制，因此没有继续深入。朝鲜虽然暂时退让，实际仍暗中帮助明军，双方的矛盾并没有消失。 李倧即位前后，朝鲜内部经历了“仁祖反正”。光海君李珲采取的是在明金之间尽量周旋的策略，而李倧集团重新倒向明朝。朝鲜不仅接纳辽东难民，还曾向明军输送粮饷，允许毛文龙在皮岛等地活动。1627年以后，朝鲜并未真正履行对后金的承诺，这让皇太极越来越难以容忍。 朝鲜与明朝的关系，也有一段沉重的历史背景。1592年，日本丰臣秀吉出兵朝鲜，朝鲜军队迅速败退，汉城和平壤相继失守。明朝派李如松等将领入朝作战，经过多年鏖战，最终迫使日军撤出。朝鲜王室因此把明朝视作“再造藩邦”的恩主，明军援朝所留下的政治影响，远比一纸盟约更深。 有意思的是，正因为这份旧恩，朝鲜才更不愿承认后金的新地位。1636年，皇太极在盛京称帝，国号改为“大清”。朝鲜拒绝派使者正式朝贺，往来文书中也对皇太极的称号和清朝国号颇为冷淡。对皇太极而言，这已经不是礼节争执，而是对新政权合法性的公开否认。 于是，清军在1636年冬大举进攻朝鲜。清军行动迅速，越过鸭绿江后直逼汉城，朝鲜军队多次溃败。李倧原本打算退往江华岛，却因道路被截，只得转入南汉山城。朝鲜朝廷仓促入城，许多臣民和百姓则被留在城外，战争的残酷很快从军阵蔓延到乡村。 南汉山城坚守47天。城中并非没有战斗意志，问题在于外援迟迟不到，粮食不断减少，清军却掌握着主动权。城外的援军被击散，江华岛也被清军攻陷，王室家属和大批百姓落入敌手。此时继续坚守，已经不再只是国王个人的生死选择，而是整个王朝是否会遭遇更大灾难。 投降条件写入《三田渡盟约》，内容极为严厉。朝鲜必须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，改奉清朝正朔，派王子和大臣子弟入清为质；清军征明时，朝鲜还要出兵协助；朝鲜不得擅自修筑城垣，并须按规定进贡、互市和交还逃亡人口。 条约签订后，李倧的长子昭显世子和次子凤林大君被送往盛京。朝鲜从此成为清朝藩属，国王的册封、外交和军事行动都受到清朝约束。更难承受的是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，大量朝鲜百姓被掳走，其中包括贵族、工匠和有技能的劳动者。关于被掳人数，朝鲜文献记载差异很大，后世常见的“五十万”并非所有研究都认可，但人口流失严重却是事实。 三田渡还留下了一块由朝鲜立碑、清朝主持撰文的石碑，碑文极力强调清军征伐的功绩。这块碑成为朝鲜士林难以面对的政治象征。它不能轻易毁掉，因为那等于违背条约；也不能视若无睹，因为碑上的文字时时提醒着朝鲜王室曾经怎样投降。 屈辱由此进入朝鲜的历史记忆。公开场合，朝鲜必须承认清朝的宗主地位；在内部文化和礼制中，却长期保留对明朝的追念。清朝年号用于正式外交文书，朝鲜内部仍有使用崇祯年号的现象。朝鲜士大夫还以“崇明反清”为精神标识，把三田渡之辱解释为不得已的屈服，而不是心悦诚服的归附。 这也是“丙子胡乱”难以被简单书写的原因。它既是朝鲜军队惨败、王室受辱和百姓受难的战争，也是东亚政治秩序剧烈转换的一次碰撞。朝鲜后来可以淡化某些细节，强调文化上的延续，却无法抹去1637年正月三十日那个具体场景：李倧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礼，清朝由此稳住东线，朝鲜则被迫告别了延续数百年的明朝秩序。 特别